□刘大山

近日，湖北武汉一男子在观看电影时，遭遇后排观众持续不断的讲话骚扰。整个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放映过程中，交谈声几乎没有停止过，严重影响了他的观影体验。尽管一开始他选择了忍耐，但在电影结束后，这名男子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，大声表达了自己的抗议：“看什么电影，一直要说话，两个半小时，讲了一整场电影的话！”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讨论。

事件中矛盾的激化轨迹颇具典型性：后排观众将影院当作私人客厅般肆意交谈，前排观众则在“忍与不忍”的纠结中耗尽观影乐趣。这种“沉默忍受—集中爆发”的行为模式，折射出公共空间维权困境的普遍性。据某城市文明行为调查显示，78%的受访者曾在公共场所遭遇不文明行为，但选择当场制止的不足20%。当多数人习惯用“忍到散场再投诉”的方式处理冲突，本质上是对公共空间文明秩序的消极妥协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舆论场对此事的讨论同样陷入非黑即白的极端。有人将怒斥者奉为“维权斗士”，也有人指责其“得理不饶人”，却鲜少有人追问：为何总要将公共文明的维护寄托在个体的事后爆发？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3条明确规定，扰乱文化、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行为应予处罚，但现实中鲜有影院真正动用执法力量维护观影秩序。这种法律赋权与执行疲软之间的落差，客观上纵容了“法不责众”的侥幸心理。

更深层的症结在于社会对“公共性”认知的错位。观影本质上是一种权利让渡——观众以让渡部分个人自由为代价，换取集体文化消费的秩序保障。后排观众将“言论自由”凌驾于他人观影权之上，前排观众将“事后控诉”替代“即时维权”，本质上都是对这份文明契约的双重背离。

公共文明的维系需要刚性的规则托底，而非仅靠道德自觉。破解“影院骂战”困局，需构建“自觉+制度”的双重防线。对个体而言，应认识到在公共空间“你的自由止于他人鼻尖”的黄金法则；对影院来说，需建立分级干预机制，从灯光提醒、工作人员劝导到必要时清退屡教不改者；而立法层面，不妨借鉴“噪音干扰罪”的设定，让模糊的道德谴责转化为明确的法律责任。唯有当每个人的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同步生长，公共空间才能真正成为文明共治的实践场。

当我们不再把“安静观影”视为对他人善意的祈求，而是作为公共生活的基本契约；当“及时制止”取代“忍气吞声”成为维权常态，电影院的黑暗空间方能真正成为照亮文明的光影殿堂。